To-goan-hoa e kok-gi 多元化的國語

From: Hak-khiam TiuN
Date: 2007-04-21 15:54:20

Tak-ke ho:Cheng-kui-kang u lang kio goa sia chit phiN 3000ji cho-iu e bun-chiuN beh ti Tai-oan Choan-heng he-liat lun-toaN hoat-piau. Tu-a sia-soa, chhiaN tak-ke chi-cheng.Hak-khiam從單數到複數的『國語』﹕多元化的台灣國語政策 張學謙

  1. 前言新台灣語言地位規劃主要是從語言同化轉向語言多元論。簡單的說，就是從單數到複數的『國語』政策。語言同化政策要求所有的人民不論其族群背景為何，都必須說主流語言，政策後果通常是弱勢族群語言的死亡。語言多元論則承認各種語言團體，給予弱勢語言官方地位，並且賦予各族群維繫其母語的權利，如比利時、瑞士、新加坡和芬蘭等國（Cobarrubias 1983）。百年來，台灣的兩次國語經驗（日語、華語）都是單語同化的政策。這兩次國語政策都採取獨尊國語、壓制本土語言的語言歧視政策，造成本土語言面臨絕種的危機。相反的，新台灣的語言政策嘗試打倒語言歧視主義，賦予台灣族群語言平等地位，以促進本土語言復振為首要目標。本文嘗試從語言復振和語言人權的觀點，分析台灣國語政策的演變方向及其相應的意識形態和社會語言後果。2. 中國化語言政策及對本土語言的影響簡單的說，國民黨的語言政策就是語言同化主義和語言歧視主義的化身。國民黨的國語政策是改變台灣人身份認同的同化工具。對國民黨來說，語言的統一意味著文化的統一，各族群的語言文化必須消滅才算是同化成功。語言政策背後的動機很明顯的就是語言同化的政策，要求所有的人民不管族群背景為何，都必須說國語，對台灣各族群語言的態度就是『嘗試語言殘殺』，以達成其將台灣人同化為中國人的目的（張學謙 2005a）。國民黨政府根據語言作歧視性的資源和權力分配，華語獨佔所有的資源，霸佔官方使用的領域，本土語言應有的資源和權利完全被剝奪。這種獨尊華語、壓制本土語言的語言歧視主義，造成本土語言嚴重的流失（張學謙 2000）。國民黨的語言規劃取向是把本土語言當做應當盡早去除的"問題"或""阻礙"。為了合理化對本土語言的壓制，本土語言被視為國家統一、華語學習以及社會凝聚的障礙。獨尊國語的語言政策透過處罰、獎賞和意識形態的推行，建立起台灣的語言分班制（Skutnabb-Kangas 2000）。母語透過污名化的過程，被看作是阻礙、缺陷，而不是資源，變成沒有價值、讓人看不起的後段班語言；國語則被美化、獎賞，成為唯一有價值的語言資源，是地位、權勢的象徵，是前段班的語言。教育的語言歧視主義也讓受害者內化統治者的『鄙視（族語）的意識形態』（Dorian 1998）。弱勢語言因語言歧視，而放棄族群語言的現象層出不窮。在這種鄙視母語的環境下，語言教育的結果不得不是削減式的，也就是"如何學習國語，忘記母語"的過程（Mair 2007）。3. 語言歧視與語言流失國民黨獨尊華語、壓制本土語言的語言政策造成本土語言急劇流失。根據鄭良偉（1990）的觀察，台灣人母語滅種的徵兆，表現在母語使用的人口減少、母語使用的場合縮減以及使用母語的能力減退。族群語言流失是臺灣各族群普遍的現象。2005年我們在台東池上地區調查家庭語言使用的情形，顯示國語已經成為台灣各族群家庭的主要語言（張學謙、林芳蓉 2005）。89.4%客家家長選擇以國語跟自己的小孩溝通，只有7.9%的家長會選擇使用客語溝通。福佬族群中，有將近86.4%的家長會以國語跟自己的小孩溝通；有將近94.0%的原住民家長會選擇以國語跟自己的小孩溝通。如果家庭以國語為主要的溝通語言就賦予『國語家庭』的旗幟，我們將看到整個池上地區『國語家庭』旗幟飄揚。中國化的單語同化政策是台灣語言流失最主要的罪魁禍首。黃純敏（1998）認為台灣本土族群語言急劇流失、瀕臨死亡的原因，並不是因為這些語言沒有功能或是父母缺乏責任感，而是『獨尊國語』的語言政策造成的。4. 當前語言政策主要的面向﹕語言平等與語言復振1987年解嚴之後的語言政策可視為對先前不當語言政策的反彈，嘗試糾正過去的錯誤。目前語言政策主要發展面向為（Scott & Tiun 2007）﹕ 承認本土語言為合法、有效的溝通和表達工具；  由"語言為問題"轉為"語言為權利"的政策取向；  承認保存和復興本土語言和文化的必要性；  同化政策轉為多元開放及多元文化政策；  容忍本土語言成為社會政治和解的方法。追求語言平等與語言復振是當前語言政策的社會目標。具體的政策主張可以語言平等法為代表。語言平等法草案明訂並保障十四種國家語言的語言權利。語言平等法大體上根據客委會的『語言公平法』略加修改，『強調語言平等、語言支持、以及語言交流，特別是少數族群語言在公共領域的接近權，譬如國家必須提供媒體的支持、公務人員的語言能力、以及母語受教權。』（施正鋒 2004﹕172）。不過，目前立法保障語言權利的相關工作並不順利。為什麼要追求語言平等以及語言權利的法制化呢？主要是為了透過語言人權的保障，促進各族群語言的延續力。由於語言人權普遍的遭受踐踏，世界各地的弱勢族群語言，皆面臨滅絕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之下，弱勢族群常透過爭取『語言人權』（language rights），以糾正語言歧視主義所產生的『語言冤屈』（language wrongs）。語言人權的觀點，有助於重新定位語言規劃的目的，將語言規劃從不平等的規劃，轉換為邁向語言平等的規劃。如此，便有可能扭轉語言流失的趨勢，形成添加式的雙語現象，即母語和第二語言同時得到保存與發展。賦予各族群語言國家語言地位，將有助於提升弱勢族群的語言活力，促進語言保存。官方地位提供語言制度性的支持，能確保語言使用的權利，對弱勢語言保存，極為重要。一個語言得到官方承認至少有三種好處﹕a）溝通便利；b）象徵確立（symbolic affirmation）﹕母語受尊重，能提升自我價值，增進主體性，賦權予能；c）鞏固認同（identity promotion）﹕語言為認同的主要核心，公開承認語言能提升族群的延續力（Patten 2001﹕695-97）。5. 語言權利立法的爭議語言平等法標誌著台灣語言政策邁入尊重語言權利的新紀元。可惜語言平等法推動的並不順利，一推出即有不少的反對聲音。這些反對意見可歸納為以下幾種（張學謙 2005a）﹕ 認為語言平等法是為了消滅「國語」，以達到「去中國化」的目的；  質疑語言平等的可能性﹕語言之間勢力和地位不同，不可能平等；  認為語言平等法無法實施，國家語言眾多，造成社會負擔；  語言平等法是要消滅"國語"，沒有"國語"將造成溝通障礙。這些反對意見主要是站在單一官方語言的立場，批評語言平等不可能、沒有必要以及意識形態作祟。『去中國化』的指控蘊涵著以中國為中心，不免將台灣語言政策的多元化發展污名化。母語教育常被當做『去中國化』的具體表現。這樣的指責是以政治意識形態凌駕語言人權的思考。台灣的母語教育政策是根據語言是一種權利的觀點。瞿海源等著（2004﹕72）的《台灣民眾的社會意向2004》曾調查一般民眾對學校母語教育的看法，結果發現有六成五的民眾支持學校的母語教育，其中客家人最支持，高達74％。消滅"國語"和『去中國化』的指控一樣都是沒有根據的話，沒有認清強調平等尊嚴、重視人權才是新台灣語言規劃的方向，更錯誤的認為國語和母語一定是零合關係，無法同時兼顧。長期的單語政策的影響，常造成許多人誤以為官方語言只能一個，或認為多種官方語言將造成族群分歧、社會動蕩、不利溝通等不良後果。這些說法也同樣缺乏事實根據。印度賦予22種區域語言為官方語言的做法值得台灣參考（張學謙 2006）。印度的經驗顯示透過語言同化政策，不承認少數族群語言地位，不但無法達成共同意識，避免衝突，反而，造成弱勢族群的疏離感和不滿。透過承認各族群語言地位、賦予各族群語言權利應當能促進台灣的族群和解和語言和平。多元語言政策行不通嗎？芬蘭境內說瑞典語的人口不到芬蘭人口的10%，卻和芬蘭語一樣並列為官方語言。雖然這二個族群人口比例相差甚遠，但這兩種語言有絕對平等之地位。根據芬蘭憲法的規定，公民有權在法院、公共行政機關及向國家機構使用其族群語言（芬蘭語或瑞典語），不論所在地之官方語言為何（張學謙 2005b）。瑞典人可以母語接受自幼稚園到大學的教育。1987年紐西蘭的毛利語成為紐西蘭唯一的法定官方語言，他們的人口只佔紐西蘭人口的10%，40幾萬人。這些少數族群都能獲得官方語言的地位，台灣的客家話、原住民語、福佬話為什麼無法獲得官方語言的地位？多元語言政策不可行並不是好的藉口。世界上約四分之一的國家有不止一種官方語言，譬如說﹕南非憲法承認11種官方語言；瑞士以法語、德語、義大利語與羅曼西語為官方語言（施正鋒、張學謙 2003）。這種以多元主義的多官方語言政策就是台灣所應該追求的語言承認模式。6. 結論與建議本文從語言復振和語言人權的觀點，討論了台灣國語政策的演變方向。台灣國語政策的變遷、意識形態的轉變及其社會語言影響，可以歸納如下﹕ 從過去的單一國語逐漸過渡到多元國語；  以語言權利取代過去的語言冤屈；  去除語言歧視政策，追求語言公平；  化解社會語言衝突，致力於語言和平；  由單語同化主義轉為多元文化主義  由中國化壓制本土化過渡到文化多元並存  由削減式的語言流失現象轉變為添加式的語言復振現象。台灣語言政策的變遷還在進行當中，雖然在態度上逐漸從語言同化轉向語言多元論。不過，語言政策的多元化還沒有完成法制化的工作。缺乏制度化的保障，空有『多元文化主義』、『語言多元論』的觀念，對岌岌可危的本土語言保存恐怕沒什麼幫助。台灣政府應當更加積極的建構多族群、多語言的國家語言政策。特別是要積極的為政策辯護，大力宣傳本土語言振興的重要，強調本土語言的永續生存，讓多語現象應當成為台灣認同的重要標記，而多種語言也需要成為社會上和經濟上的資本。